不过写到这里，我发现我本来不是要聊生态环境的，只是因为到“世纪末”到由此而来的焦虑，才一路岔开。写作常常是这样，你会被某个字不小心撞歪。日常中我也常常误一条路，不过我常常索就走一走看。

不过基因这回事，我也记住了。我因此在升中学后非常喜生课，生课不是主课，理说犯不上那么卖力，但“喜”常常是不理的。当时教生课的先生，文革前北京中学老师称先生，无论男女，教生的先生很年轻，我想是刚大学毕业，二十多岁吧，我有一次下课后问他如果想多知一些生的知识要怎么办，他看了看我，他大概没有想到有学生对副科兴趣。不过他又忽然非常兴，说，你要是对生有兴趣，将来考武汉大学生系好了。

这本书让我看得迷，我至今不知我为什么会迷，而且看完了发现还有下册，但是下册没有了。我记住了布尔班克这个名字，以致二十多年后我到国洛杉矶，发现其中有一个市叫布尔班克，我觉得就是以那个豌豆的布尔班克命名的。

我本来是想，在最后的这一篇里聊聊基因。

舅舅的床上有一本书，书名忘了，只记得作者叫布尔班克，国人，农场主，运用基因原理生产订货。有一次订货是豌豆，因为将来是要装罐，所以要求豌豆必须是同样大小的，要命的是货期限非常短，短到豌豆生长期来说，不可能那么多豌豆。布尔班克详细讲到他怎么利用显基因原理筛选豌豆，同时造了棚，架了灯，终于如期货。

一九OO年，真正的本世纪初，荷兰的德·弗利斯(HugoDeVries)、奥地利的凡·谢克(ErichvonTschermak)以及德国的柯斯(KarlCorrens)各自研究，却不约而同发现相同的遗传现象，即，所有代的遗传特都来自两个遗传单位，而这两个遗传单位分别来自双亲。三个规矩人各自到图书馆去查查看他们的发现是否是新发现，结果都找到孟德尔早在三十五年前，也就是一八六

会要发展，这是发展的必然之径。但是“竭泽而渔”的理不难明白吧？我诘问当年的知青，也是不公平。还记得当年陈永贵视察云南，质问为何不大开梯田？还记得当年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策划的“围湖造田”滇池面积缩小，城的气候明显改变了？没有常识的纵权力，革命可以是愚昧，《树王》表达的不是生态意识的自觉，只是一蒙昧，蒙昧抗拒不了愚昧的权力，失败了，于是有格悲剧的意味，如此而已。

我想我们之间有误会。如果他是我们的班主任，他应该知以我的家我是上不了大学的，我问他的问题，只是于我的烈兴趣。直到现在，我还是一个被兴趣牵着跑的人，听听，看看，读读，聊聊，还有写写。可能到死的时候，兴趣是我是怎样一步一步失去知觉和思维的。兴趣促使我从书店架上下很多我认为与生有关的书，读来半懂半不懂。我当然读了不少苏联的李森科的遗传理论，但是我逐渐打听为什么几乎找不到奥地利的神父孟德尔(GregorMendel)的遗传理论的书，只因为政治的原因。我当时以为只要不去理政治就可以了，不料政治可以很方便地阻挡常识。前面说过的布尔班克，是依循孟德尔理论的，所以他的书了上册之后，风向转了，下册遂不能，持孟德尔理论的教授不能再到课堂上教我舅舅那一辈的学生了。

我对基因有兴趣，大概从小学五六年级开始。我记得那时的一个暑假，去北京林学院我舅舅那里去玩儿。我舅舅中毕业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成绩一直很好而获得保送资格，他桃了林学院。我倒也不觉得不挑北大清华有什么不对，因为那时我还没有什么势利，我只是觉得林学院很好，那里离圆明园很近，大学的馒好吃，好像有一次还为暑期不回家的学生供应了一回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