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看期间，李敖约我每月密会一次。每次他都要请我到级餐馆，享受丰餐，大概是要鼓舞我土气，补给我营养。他又怕我监禁生活太枯无聊，每次都会带来当时受禁的《公》杂志最新一期，借给我看（他言明那是“借”的，不是“送”的，所以每本都须于下次会面时归还他，我乃照办不误）。有一晚上，调查局局长沈之岳请我们两人吃饭，事前事后，我俩都觉得极好玩，嘻嘻笑笑，好像两个调顽童似的。

我到达瑞典以后，有一段时期仍与他保持联络。但所谈大都是轻松私事，不涉及国家大事。

1969年起，我开始准备脱台湾，须与海外各方联络。所有通信都须请人带海外投邮，来信也不能邮寄，只能从海外由人带台湾。为此，需要一些可靠朋友，由他们再转托其可靠友人，带带。李敖便是这少数可靠朋友之一。他曾为我转一些重要信件，但他恐不知我频频与海外联络，目的是什么。没有想到这竟成为他狱重大罪名之一，我衷心歉疚，难以表达。

我脱台湾准备就绪，知成功则生，失败则死。1969年末，我看见他时，知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晤面，但不敢告诉他我的计划（这与我未透给家人一般，是要让他们免陷于“知情不报”的重罪）。我还是照例约定下次密会的时地，虽然心里清楚，不论生或死，我会约，他不会再看到我的。临走时，我心里暗然向他谢、别、歉了。我受难期间，他对我那份厚情和义侠，永铭于心，至今仍时时回念谢。

于狭窄的政治利益，而是发自历史和文化的厚哲学，也是于对民主自由的信念和人权人的大神。他的思索是广泛、刻、清晰、严密而良知的。

我脱台湾后，李敖即受严密监视。他家曾被偷置录音。他发现之后，将其拍照，也把特务人员监视他家的情形拍照下来，连同偷听零件，全寄来给我。这些相片和零件，与我一起辗转狼多多时，还在国。

我在狱中，曾写了一篇《全主义的迷惘》，狱时偷偷带，将原稿寄给李敖，请他评论。他立刻写了两篇意见，我非常珍重。我于1970年初脱台湾时，不带行李，上能带的，极其有限，而李敖那两篇评论则是我冒险带的极少极少东西之一，至今仍保存在国。

彭明这些回忆，有一些可以补充的。先是国民党当局一得知彭明偷渡到瑞典，立刻把我禁，不分日夜，由专车一辆、专人若，对我迫盯了起来。这一迫盯人，先由警察单位派人，后来警总单位接力，前后“跟监”（跟踪监视）。在我被禁的这十四个月里，所谓专车一辆，一开始是‘华宝”字号的计程车，后来是“兴业”字号的计程车，最后是“永炯”字号的计程车，事实上，都是警总保安的工作车化装的。当时保安长是吴彰炯少将，计程车字号是“永炯”显然有“永远是吴彰炯”之意。在专车一辆之外，一般是三人一组，每天三组，每组八小时，对我二十四小时全天候迫盯人。那时我住的是四楼公寓的层，他们在楼下对面农家平房里租了两间，车就停在门，和我的自用车（凯莉车以后与计程车同一品级的车，是我用过的第二辆汽车）遥遥相对。每次我门的时候，他们就跟踪，李敖步亦步、李敖趋亦趋。过去彭明被跟踪的时候，曾向我埋怨说被跟多么讨厌，我劝他说你何必介意呢？只把他们当“狗”来跟你就算了。彭明说李敖你没被跟，你不知这滋味，等你被跟，你就知不是那么简单了。后来我被跟了，我倒觉得满好玩。和我同时被跟的，有谢聪与魏廷朝，他们两位经常跟“这些狗”冲突。谢聪说他被跟久了，自己都有神经兮兮，甚至洗澡时都到仿佛有人在偷看，蹩扭死了。他报复的方法是到百货公司等人多的地方，忽然当众说明份，并指着跟踪他的人，大骂是“国民党的走狗”！跟踪他的人反映到上面去，当时台北市警察局安全室主任卢金波（后来升官刑事警察局局长）说：“让他去骂，你们忍耐几天，他们没几天好日了！”魏廷朝的报复方法是“劳动改造”他经常穿上球鞋，吃饱喝足，突然跑去爬山，跟踪他的人不如他，也没吃饱喝足，也没穿球鞋，冷不防被他带到山上，叫苦不迭。魏廷朝一组一组这样“山地训练”“那些狗”也只好带便当壶、脚穿球鞋伺候。由于魏廷朝算“那些狗”的班时间，所以每每在班前开门见山，制造临时情况，使他们不但不能下班，还得爬山呢！魏廷朝又知“那些狗”为了不愿爬山，常常故意落伍，然后向上面谎报“叛犯”不知去向，所以他又爬得快慢适中，不使他们跟不上，他并且恐吓说，你们明明看得到我，就必须跟我，我爬你们就得爬，你们若开小差，我就报你们。所以，经常的“爬山团”是：魏廷朝早已到了山，坐在石上招手，山腰上两个人还在慢慢爬，嘴中念念有词（外省人有词是“()你妈”台湾人有词是“你娘”），非常有趣。后来他们实在吃不消，乃托跟踪我的人向我讲人情，转告他们只是奉命办事，是可怜人，请魏廷朝不要这样整人。正巧一天魏廷朝爬山不慎，从山上了下来，受伤，我告诉他说他们讲人情的事，于是他的“山地训练”也就告一段落。至于我的报复方法，是比较“险”的。我原则上是同跟踪我的人嘻嘻哈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