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后来，俺到了东京。听日本朋友说，此地的冬天非常冷，零下好几度，还会下雪呢。三九天到了，日本的房间没有气，果然冷骨。可门一看，满街的少女少妇还是超短裙，长筒袜，不但没有抄手的，而且手都不闲着，不是着手机，就是着眉笔。到了繁华市区，更是一片一片的光，织成一曲“温柔的嘹亮”好像刚从冷藏车上成批卸下来，都成了似的。这情景夏天不太引人注意，因为全世界都差不多，而在这个季节，实在蔚为壮观也，让人疑惑莫非是火锅店的广告？刘胡兰说“天气那个虽冷我心里”那是因为解放军打了胜仗。可这些日本妹妹为啥如此不畏生冷？难都属于俺爹说的“冬天穿得少，肯定不学好”吗？我对同行的兰说：“当初娶个日本太太就好了，又不怎么吃饭又不怎么穿衣，而且也不怎么看书，这一年省多少钱呀！”兰反驳：“呸！你没看她们一年容多少钱哪？再说，得了关节炎，那看病不是钱哪？你没见日本满街都是整骨院吗？”我一想也是，自己的抄手问题还没整明白呢，人家的抄问题岂不多余吗？

最后想起“抄手”一词还有个意思，就是“抄写文章的人”这个职业随着电脑的普及似乎消失了，但在我看来，更准确的说法是“改行”了——改为直接在网络上面抄了。这可是比“袖手旁观”和“红油抄手”都更轻巧的哦。

着外面呼呼的北风，让我背“二十四节气”他对我说：“三九四九，是打骂不走啊！”我问，为什么打骂不走？他说：“那些长工，可无赖了。三九四九，去不就冻死了吗？他们就赖在咱家不走，你摔锅打碗也好，连踢带打也好，他们就是不走，死赖脸，非得跟咱们一起过年。你说他们一磕，咱能不给钱吗？都是旁边拉屯的，了一年了，怎么也得给个三两的，这压岁钱，一年就浪费好几块呀！”我说，人家了一年了，压岁钱才给三，平均每个月只有几分钱呀。外祖父说：“给他们也是白给，正月里一耍钱，一分也剩不下，最后还得咱家借。唉，七九六十三，是穷人把脸翻哪。”我问，为什么把脸翻？外祖父说：“天和了，光腚去也冻不死了，他们就翻脸不认人了呗。对穷人好那是白好，一个个自己不会过日，抄着手偷懒，伸着手耍钱，还说我剥削他们，他们又不是洋葱土豆，我咋剥、咋削啊？”我觉得外祖父这是典型的“反革命言论”属于明显的“对新社会不满”他反对“抄手”原来是把“抄手”等同于穷人，等同于懒汉。虽然跟父亲不同，但他们共同的意思都是把“抄手”看作“没息”的标志。我不以为然，但又驳不倒他们，因为从生活中观察，人的品确实跟的姿态有某些关联也。我从小就是在对各复杂思想的“存疑”状态中成长的，驳不倒的观就暂且听着，不像现在的勇敢少年这般，袖了两真理，便纵踉叫骂。我上中后冬天不穿棉衣，那是为了锻炼，此后连续近20年持天天冷浴，都是为了“文明其神，野蛮其魄”并不敢存一丝“耍单儿”的念。至于“抄手”的习惯，则始终未曾养成也。

后来见识略广，发现喜抄手者并非都是穷人俗人，地主老财乃至帝王将相都不乏其人，据说大学者章太炎和大作家赵树理也喜抄手。革命前辈也并非都不抄手，例如刘邓大军的“刘邓”二人，隆冬季节，邓小平在院里持冷浴，而刘伯承却双手抄在棉衣袖里，嘿嘿地笑着说：“卧们的政委，板儿蛮结实哟！”看来抄手与否，只是一习惯或者习俗，多是一自我修养的标准，不可用来一概论人也。

老衲自从“四十不坏”以后，抗病防冻能力急剧萎缩。某日黄昏，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蓦然一低，发现自己的双手竟然对了袖中，不禁十分羞愧。遂将手，搓了搓，衣袋。但那片刻的抄手，已使我领略到袖中的温，怪不得哲人推崇“袖里乾坤”怪不得过去的某些商人在袖里用手指讲价，更怪不得古代的人喜宽袍大袖、金银财宝都在袖中呢。抄手极有可能是人类早就养成的本能，而非要克服这本能，不论是为了发家还是为了人，真的是那么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