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种粮副业化日益严重
发布日期:2012/7/2  点击:2335
“三夏大忙,绣女下床”。正值夏播夏种大忙时节,走在被干旱炙烤的部分粮食主产区,广袤的田野里却少见农民忙碌的身影,不少收割完的麦茬地仍然空闲。
随着惠农政策的刺激效应逐渐衰减,“靠天种,靠天收,不指望”悄然成为一些农户的种地新态度,部分农民渐渐把种粮当成“副业”,影响到未来粮食稳产高产增量。
对此,熟悉农情的基层农业专家认为,在稳定普惠型补贴政策同时,应增强差异化政策的激励和引导,提高粮食生产积极性和产出率,抓好种粮大户等“职业农民”建设。
卖粮不愿去粮库抗旱打水少热情
三夏时节,记者在鄂豫皖等多个粮食主产区采访发现,一些农民售粮图省事不愿去粮库,夏种夏播抗旱少热情,粮食生产越来越“副业化”。
——宁肯折价卖小贩,不愿拉粮去粮库。与过去农民直接拉粮到粮库不同,越来越多的农民倾向于地头卖粮,一般经过两手甚至三手交易后,才到达粮库或收储企业。
河南省延津县司寨乡大庞固村距当地中储粮河南公司储备库仅一路之隔,记者发现,虽然当地直属库正在按托市价收储中央储备轮换粮,但该村部分村民却未直接到粮库卖粮,而是卖给村里的两个粮贩。
村民郑海龙告诉记者,刚刚将近万斤粮食卖给了村里粮贩郑进武,价格在每斤1元左右,“虽然价格低点,但这样省事,除杂晾晒他们全包。”
“现在粮库收粮对水分、杂质要求特别严格,不过关就要扣量。一万斤粮食自己根本忙不过来,不如直接交给粮贩省心。而且现在外出打工一天至少挣100块,粮食少卖一点钱,多打一天工就挣回来了。”郑海龙说。
在安徽、湖北等地,记者也发现了类似情况。不少粮食经纪人告诉记者,现在小麦收得快,闪电一样几天就收完了。农民也不像过去,愿意花力气晾晒、除尘,而是卖地头粮,或者草草收拾一下就卖。
安徽省定远县桑涧镇青冲村村民董学艺已经好几年没卖粮食给粮站了。他告诉记者,现在村民一般都不愿意在家储粮,收上的麦子都想快点出手;个体粮贩上门收购,对粮食质量要求也不高,因此农民很乐意卖给他们。加上这两年国家收粮少,农民们也渐渐习惯卖给个体粮贩。
——旱情声声紧,抗旱热情少。今年夏种时节,鄂豫皖等粮食主产区遭遇持续干旱。在安徽北部的小麦主产区,刚刚收获完的麦地因为一个多月久旱无雨,夏种受阻,不少地方进度低于常年水平。在湖北北部和河南,干旱也导致水稻秧苗栽插受阻、部分耕地无法播种、秋作物难出苗等。
然而,一些主产区田野上,收割完的麦茬地仍然空置着,仿佛冬闲地一般。在安徽五河县双忠庙镇三周村,村民朱彩霞农忙时节还躺在家里睡午觉,因为干旱缺水,她家8亩地只种了1亩地水稻,其他3亩水稻田和4亩旱地仍然空着。
在她家的旱地里,记者看到,土地已经干裂,地里的麦茬也被烤得焦脆,轻轻一折便断了。朱彩霞说,连续一个月没下雨,地里干得连犁地的机子都刨不动。“抗旱打水成本太高,如果到6月底不下雨,这几亩地就放在那不种了。我家六口人,靠这几亩地养不活。”
采访中,鄂豫皖等多地基层干部告诉记者,今年夏种时节虽然旱情较为严重,但农民表现出的抗旱热情却大不如以往。大量劳动力宁愿在外打工也不愿意回家抗旱。农民反映,每小时抗旱浇水需大约35元投入,每亩抗旱浇水需要5到6个小时。这样的高成本使得农民即使眼看着干旱一天天延误农时,也不愿意投入抗旱。
“三笔账”折射种粮日益“副业化”
无论是折价卖粮,还是抗旱热情低,这些“怪事”背后透露出的是农民符合逻辑的“精明”选择。采访中,几地农民给记者算了“三笔账”,由于种粮收益持续走低,农民种粮日渐“副业化”。
粮价账:郑海龙告诉记者,今年他的麦子卖给个体商贩,每斤0.95元,水分、杂质要求宽松;粮站收购价是三等1.02元,水分、杂质要求严格。以一亩地收700斤小麦计算,卖给个体粮贩虽然少收益近50元,但省事省工,十分划算。
“达到粮站的要求,我至少要花四五天时间对新粮翻晒、烘干、去杂。这四五天就算一天打工只挣80元,也能挣三四百元。比起来粮价损失是小钱。”
郑海龙说,这几年国家每年都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但涨幅仍追不上劳动力和农资价格涨幅。今年小麦收购价最高每斤提了9分钱,算涨得多的,但算下来一亩地就增收六七十元钱,十亩地也才六七百元,比起农民一天打工近百元收入,吸引力大不如从前。
抗旱投入账:朱彩霞告诉记者,一亩地每小时抗旱浇水需要柴油费35元,雇人1小时还要30元。一亩地抗旱浇水至少需要4个小时,需要投入260元。她家8亩地,光抗旱费用就得2000多元。
“我这8亩地,4亩水稻,4亩旱地,水稻一亩地能产一千多斤,除去化肥、农药等投入,纯收入在七百元左右。旱地种的玉米、豆子,收入不高,基本是保本。这样算下来,这一季纯收入也不过两千多元,抗旱下那么大力气,下半年基本算白忙活了。”朱彩霞说道。
种粮收入账:采访中,不少农民讲,这两年劳动力价格涨得块,出去打工,就算在建筑工地卖苦力,一天也能挣个100多元,如果会点泥瓦活或者在企业里打工,一天能有一百五六十元的收入。相比而言,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而粮食价格上不去,比较收益越来越低,种粮收入已经不再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朱彩霞告诉记者,她与丈夫在外打工,一年纯收入在五六万元左右。而8亩地一年纯收入最多不过六七千元。仅占到他们家庭总收入的10%左右。所以,很多农民宁愿花更多时间去打工,也不愿花太多力气去精耕细作。“种粮就是保点吃喝,地好的撒把种子种一种,靠天收;地不好的,干脆就摆在那不种了。”
安徽省小麦专家胡承霖长年深入基层,关注粮食生产,他告诉记者,近年来,一些地方农民已经由过去的一年种两季变成种一季,特别是水稻产区,水稻收获后冬闲田有增多趋势。他认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建设速度的加快,务工农民需求增加,而种地效益低,弃农务工、经商是形势所趋,农民种粮“副业化”难以避免。
稳粮增产催生“职业种粮人”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面对农民种粮态度的悄然转变,一些惠农政策的刺激效应正在逐渐衰减。
在河南、湖北、安徽等地,记者发现,与过去农民对国家托市收购价“了然于心”不同,今年不少地方农民甚至对托市收购价格一无所知。他们表示,托市收购价涨几分对他们不重要,抓紧抢时间去打工才是当务之急。受此影响,托市收购政策直接惠及群体发生了变化。
鄂豫皖三地的市场监测数据显示,目前三地新麦市场收购价在1.02元/斤左右,但实际粮食经纪人到农户家中收购三等小麦价格低于1元/斤。不少农民反映,现在能够挤进最低收购价收购范围的,主要是先前收了粮的一些农村经纪人及具备仓储条件的大户,普通农民难以享受政策实惠。
除对托市政策关注度降低,一些农业专家和基层干部还反映,自免除农业税以来,国家逐年加大惠民补贴力度,农民种粮积极性一度达到“井喷”状态,但近年种粮比较收益降低,这些惠农补贴的刺激效应也有所减弱。加之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剩下的都是妇女儿童老人,对种粮的精细化管理要求不高,在每亩地“种与不种都能拿到补贴”的情况下,一些劳力缺乏的家庭更是“撒把种子靠天收”,种“懒人田”。
对此,一些基层干部和农业专家认为,在农民种粮“副业化”倾向日益加重,普惠型农业政策激励效应衰减的情况下,稳粮增粮要出新招。
基层人士和专家认为,抓好种粮大户等“职业农民”建设是当务之急。“职业农民”不仅包括种粮大户,还有在粮食生产中从事社会化服务的各种专业人员。
安徽省农业部门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大户的粮食亩产较普通农户高两成以上,随着农村土地流转呈加速之势,在稳定普惠型补贴政策的同时,增强对大户的激励和引导,提高他们投入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和产出率是关键。
阜阳市颍州区种粮大户葛浩新告诉记者,今年他的小麦在赤霉病防治期间,由于管理措施到位,喷洒了四遍农药,几乎没怎么受灾,亩产达到了1000斤。而周围不少农户则因为疏于防治和管理,病虫害成灾,产量仅六七百斤。他认为,今后要保持粮食稳产增产,在稳定既有惠农政策的同时,应该按照亩均土地的产出给予差异化的产粮补贴,通过拉大补贴差距,提高农户精耕细作的积极性,也给舍得投入、谋求高产的大户以合理的激励。
“土地是国家不可再生的资源,实行差异化的产粮补贴,种得越好,拿到的补贴或奖励越高,就可以扭转目前存在的一些种粮没补贴、不种粮还拿补贴的不公平现象,激励大户夺高产的积极性。”
葛浩新建议,应该完善现有农业保险的政策,适应大户的个性化需求,实行差异化的缴费档次,提高大户的生产积极性。
加快培养粮食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化服务人才也是关键。记者采访发现,目前从粮食生产开头的犁地、播种,到生产中的施肥、除草、病虫害防治,再到成熟后的收割,都涌现出了一大批专门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如农机服务队、植保服务队等。这些社会化服务组织适应了从“小而全”到“大合作”的现代农业转变需求,在强化农业技术到位率,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胡承霖告诉记者,他们曾在安徽粮食主产区作过比较,先进科技成果落实到位的,一亩小麦、玉米可达1200公斤,而落实不到位的只有800公斤。弥补这一差距,落实先进技术是关键,措施之一便是规模经营。目前各地涌现出一大批粮食技术托管等社会化服务组织,发挥了这一重要作用。如何加强对这些组织中的人员培训,提高他们的“职业水平”,是当前值得思考的重要课题。他建议,通过一些地方农业院校对上述“职业农民”加强培养,使之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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